天还未亮透，墨蓝色的天际刚裂开一道鱼肚白的缝隙。
我轻手轻脚地将最后一件叠得方正正的的确良衬衫塞进那个用了多年的红蓝相间的编织袋里，拉链齿咬合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
母亲站在门槛边，双手在围裙上无意识地搓着。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转身从锅里掏出两颗还冒着热气的煮鸡蛋，硬塞进我的布袋里。
“到了就给厂里打个电话，别省那点电话费。”
她的声音干涩，像是被晨露打湿的柴火，怎么点也燃不起来。
我点点头，没敢看她的眼睛。
那双曾经明亮如星的眸子，如今己被岁月和劳累磨得浑浊不堪。
我知道她一夜未眠，隔壁房间床板的吱呀声断断续续响到凌晨。
父亲蹲在院门口默默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显得格外瘦小。
当我提着行李经过他身边时，他忽然站起身，从内兜里摸出皱巴巴的五十元钱，塞进我手里。
“不够再说。”
他言简意赅，随即别过脸去。
这是我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睛里有水光闪烁。
村口的老槐树下，停着那辆将要载我去县城转车的拖拉机。
邻居家的春桃己经坐在上面了，她比我早半年去东莞的制衣厂，这次是回家过完年返厂。
她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微喇牛仔裤和粉红色针织衫，与我身上这件姐姐穿剩的格子外套形成鲜明对比。
“兰妹子，快些！”
春桃朝我招手，腕上的银色手链在晨曦中闪闪发光。
我最后回望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十八年的小村庄。
薄雾如纱，笼罩着低矮的土坯房，炊烟开始零星升起，狗吠声远远近近地传来。
我不知道下次回来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前方的世界究竟会怎样对待我——一个只有高中文化、除了干农活什么也不会的农村姑娘。
拖拉机突突地启动，扬起一片尘土。
母亲突然向前追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下来，只是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模糊的点。
一路上，春桃喋喋不休地说着工厂里的事：八人一间的宿舍、一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周末偶尔的加班、厂门外小吃街的炒粉和麻辣烫、每月十五号发工资时的喜悦......我默默听着，手心微微出汗，既期待又害怕。
到了县城汽车站，人潮涌动。
春桃老练地带我穿过人群，去买开往省城的长途车票。
售票窗口排着长队，大多是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脸上都写着离乡的忐忑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两张到广州。”
春桃踮着脚尖对售票窗里喊。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队伍前方的一个身影。
一个高挑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肩上一个看起来颇有些分量的背包。
他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正在焦急地翻找自己的口袋。
“我的钱包...”我听见他喃喃自语，脸色逐渐发白。
后面的人开始不耐烦地催促。
售票员面无表情地敲着玻璃窗：“买不买？
不买下一个！”
那年轻人窘迫得耳根通红，正要退出来时，春桃突然出声：“先给他办吧，我帮他垫着。”
我惊讶地看着春桃，她冲我眨眨眼，利索地数出几张钞票递进窗口。
那年轻人连声道谢，说要留下春桃的地址日后还钱。
春桃大方地摆摆手：“都是老乡，出门在外互相帮衬应该的。”
他叫陈浩，是从邻县考到广州的大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他，白衬衫的领子挺括，眼神干净明亮，与周围那些皮肤黝黑、衣着朴素的打工青年截然不同。
他说话的方式也很特别，不急不缓，每个字都咬得清晰。
长途汽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我靠窗坐着，看着熟悉的家乡景色逐渐被陌生的平原取代。
春桃己经睡着了，头歪在我的肩膀上。
而我却毫无睡意，内心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填满——离乡的忧伤，前路的迷茫，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
偶尔，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飘向前排那个白衬衫的背影。
他始终坐得笔首，时而看书，时而望着窗外沉思。
我不知道这个人会在我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甚至不确定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但那一刻的我绝不会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汽车在暮色中驶入省城车站时，我被人流的涌动惊醒了。
春桃拉着我下车，在混乱中，我看见陈浩的背影被人群裹挟着渐行渐远，如同一滴水汇入河流，转瞬不见了踪影。
站在完全陌生的城市街头，霓虹初上，车水马龙。
我紧紧抓着手中的编织袋，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和路边小吃摊的混合气味，不再是我熟悉的泥土和稻香。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我，刘晓兰，一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十八岁女孩，即将在这里开始我的十年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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