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路过某小学堂，隔着竹篱笆听得里面“噼啪”响。
探头一望，是个穿青布衫的孩子，因背不出《三字经》被先生拿戒尺抽手心。
孩子缩着脖子抽噎，手心肿得像发面馒头，先生倒背着手摇头：“不打不成器，你且记着疼！”
我站着看了半晌，喉间泛起铁锈味。
这场景太熟—三十年前我在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也拿戒尺敲过桌子；留日期间见日本私塾，先生用竹板打学生脚心；便是前年往乡间小学，仍见冬烘先生举着戒尺喊：“伸出手来！”
戒尺换了材质，道理还是那套：“体罚是为他好打两下就长记性”。
可这“好”，是好在哪里？
我曾见过被戒尺打怕的孩子。
他在课堂上缩成一团，先生稍皱眉便抖如筛糠；他被骂“笨驴”，回家便真的学驴叫逗弟弟笑；他成年后做了账房，算盘打得极精，却永远不敢首视上司的眼睛。
你看，体罚给的“记性”，原是往骨头里钉钉子—钉进去时疼，拔出来后空。
有人说：“轻微体罚算什么？
又不伤筋动骨。”
可这世上的恶，多是“不算什么”积起来的。
今日打手心，明日便敢扇耳光；今日骂“蠢材”，明日便能踹膝盖。
我翻过旧县志，某塾童因背不出书被先生用砚台砸破头，家长反跪谢“先生用心”；又闻邻县女学，女童因尿湿裤子被拖到操场示众，冻出肺炎送了命。
这些“出了事”的毕竟是少数，可那些没送命、没送医的，他们的灵魂早被抽去了筋骨，成了“听话”的木偶。
教育的本相，何时成了“以暴制暴”？
我常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可如今有些先生，自己先做了黑暗的一部分。
他们忘了当年“太阳”说出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那句话忘了“人”的教育，只记得“器”的打造—把孩子当泥人，想捏方就捏方，想捏圆就捏圆；把孩子当木料，嫌粗便砍，嫌弯便锯。
却不知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他们有自己会发芽的根须，会抽条的枝叶。
你打他的手心，断的是他探向世界的手；你骂他的脑袋，熄的是他追问星空的光。
更可叹的是，这恶习竟被称作“传统”。
旧私塾的戒尺要进博物馆，新学堂的“教鞭”倒成了“严格管理”的招牌。
我翻查过各国教育史，德国的福禄贝尔用积木教孩子认识形状，蒙台梭利用感官教具启发智慧，美国的杜威带孩子种菜做饭学数学—人家早把“暴力”扫进垃圾堆，偏我们还在捧着戒尺当宝贝！
要我说，戒尺该烧了，不是销毁证物，是烧尽这“以暴为教”的鬼胎,这戒尺,可这以暴为教的根,岂是烧几个木头就能解决的,?真正的教育，该是蹲下来和孩子平视。
他背不出书，或许是想听你讲讲“人之初”的故事；他调皮捣蛋，或许是需要你陪他跑跑跳跳耗掉多余的力气；他撒谎，或许是因为怕你扬起的戒尺比谎言更可怕。
教育不是雕刻玉石，是唤醒种子—你要做的是松松土、浇浇水，等他自己拱破泥土，长成本来该有的样子。
我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
做先生的，道理也是一样。
你手里攥的不是戒尺，是孩子对世界的第一份信任；你嘴里吐的不是训斥，是孩子对“人”的最初的想象。
若连这点都守不住，还谈什么“为中华之崛起”？
此刻又听见篱笆里的戒尺声。
我攥紧笔杆，在稿纸上重重画了道线—这道线，是给所有拿戒尺的手画的：放下吧，前面有更宽的路；这道线，也是给所有孩子画的：别怕，总有人要替你拆了这铁屋。
见报载某省教育厅重申“禁止体罚”，倒也应了《狂人日记》里的话—“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研究明白了，便该动手改。
改得慢些不打紧，只要方向对了，总有那么一天，学堂里的戒尺全换成积木，先生的嗓子不再喊“打”，只喊“来，我们一起学”。
，可研究明白了，更要紧的是动手改。
改的不是戒尺，是打两下算什么的集体无意识；换的不是积木，是把孩子当人的共识。
当年私塾挂明伦堂的匾额,规矩挂在墙上，戒尺藏在袖里，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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